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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底,贞观皇帝就是最好的风向标,这世上有什么好处,别人闻不出味道来,换贞观皇帝,就未必能瞒过他的鼻子。
于是皇帝前脚刚过“天津桥”,北地豪族后脚就派出了队伍,前往朝鲜道静观其变。只要洛阳有消息,人在朝鲜道,立刻就能有所操作。
是南下还是在朝鲜道种田,怎么算都不会亏本。
更何况还有“大推恩令”在脑袋上悬着,固然可以糊弄皇帝,但难保酷吏为了表现的忠心,拿起鸡毛当令箭在他们身上刮油,那也是不可预料的事情。
于是事情就赶巧在了一起,夏粮征收之前,北地豪门大多都在寻找介入朝鲜道的门路。
不拘朝野官民,只要能插上一脚,就算是阶段性的胜利。
伴随着自上而下的且是难以抗衡的“土地兼并”,依附在皇权的新·新贵,大多不能够直接从土地上攫取利益,他们“狐假虎威”的主要收益,已经从纯粹的土地产出,转向了农副产品的二次加工,以及门类多样规模庞大的工商贸易。
这对“膏腴之地”的地头蛇,尤其是皇权能够掌控的地头蛇来说,压力空前的大。并非没有人举起反旗来对抗贞观皇帝,但无一例外,不论规模大小及地理位置,长则一年,短则一天,结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。
不管是“民心”、财力、物力、人力……中原地方豪族面对皇权,已经由平衡彻底转向了全面劣势。
而“科举”的大力坚持,又进一步瓦解了豪门对教育权知识解释权的垄断。衣服新式庄园,尤其是“皇庄”的“小农”,以及除洛阳之外富裕城市的“住户”,也就是小市民,成为了“科举”选拔的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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